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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丰田公司的展厅里徘徊了很久，心情难以平静。后来索性坐进供游客歇息的沙发里，那款制作精良的汽车发动机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思绪脱缰似地奔回了20年前。
大学毕业时我已经35岁，进入“国企”几年后，成为该厂新来大学生中首批提拔的工程师之一，同批提拔的工程师里，有几人与我相似，也是曾经的“插队知青”。我们虽然从庄稼汉、牧马人变成了内燃机工程师，但深知自己年龄已偏大，要学要干的事太多，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这几个人都有过累倒在车间的经历，因此也被称作“拼命三郎”。
我敢断言，在8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勤奋、执著、一丝不苟的精神决不亚于日本同行。
在我主管的产品里，有一项是火车制动系统的关键设备，该产品用国外图纸已经生产了多年，但是受文化革命的影响，从来没有做过“型式试验”(注)。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道部授权我厂建造试验台，并在试验台通过鉴定后，将全国七个单位生产的同型号产品，调来我厂进行严格考核。
我是试验台以及代表部里实施考核的技术负责人，官方通知上有明示，我在试验期间不听命于工厂，最终试验报告必须经我签字才有效。
试验工作历经一年多时间，我厂产品是被测试的最后一批。试验还没结束，实验工就走漏了风声：“我厂被考核的样机故障频频，可能过不了关”，消息在厂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这场风波里，我处在风口浪尖。
先是一位副总工，越权命令试验班长更改试验条件，被我发现后坚决地制止了。之后，班长传话过来：“头儿让我问你，你还是不是咱厂职工？为什么不听指挥？”我严肃地告诉班长：“你听我指挥，我负全部责任。否则，你自己单独负责。”随后，我请见那位副总，当面告诉他：“我是咱厂职工，我愿意服从命令，请您现在就签发改变试验条件的书面命令，我要留存！”......他恼羞成怒，一言不发，甩手走了。
采集到的大量数据经过几天计算，得出最终结论，确认我厂的产品为“不合格”。我的顶头上司立刻找我单独面谈，要求修改原始数据，被我毕恭毕敬地、断然地拒绝了，我同时声明，作假的东西我不会签字。
向部里交付的有关我厂产品的最后报告，我没有看过，听说我的名字被用计算机打上去了……我随即正式向厂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试验结束后，我写了一篇论文，详述这款产品的质量问题和改进的方法，并请命改进设计,“试验证明，这个外来产品是落后的，现在我们手里有中国境内最全面的原始试验数据，正好据此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改型设计，我愿倾尽全力尽快拿出全新的设计方案！” 很遗憾，没有人搭理我，只是有人转告我，“领导说了，论文不许发表。”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离厂十年之后，厂里忽然找我，邀我讨论我当初留下的“改型方案”，准备设计新型号产品。呜呼哀哉！做这么一个决定,竟然用了整整十年时间！！！
九十年代初，我进入科技公司后，参与研制的新产品，曾多次与日本公司发生过激烈竞争。其中一个项目，对基础工业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起步研制，展开了争先恐后的较量。为了早日获得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的工程师们在很低的待遇下，废寝忘食地工作。为了节省科研费用，我曾带领工人跑遍了全北京的废品收购站，收购企业扔弃的大功率电机，修复后用作试验……
但是，就在项目刚刚投入试产不久，国家拨付的科技资金被领导挪用（听说去炒海南的房地产了），巨额科技资金从此一去不归，项目因此夭折。两年之后，该项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在中国和全世界表现出巨大需求，日本人赚了个欢天喜地，我们呢？望洋兴叹之后，数百人各寻出路，全都掉进了“海”里……
我看着那台漂亮的发动机样品，除了赞叹，从这颗中国工程师的心底里涌出来的，却是一股又一股的酸楚。我们被日本远远甩在后面，真的不是我们技术人员不努力啊！
……
虽然现在的中国比以前强大了，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妄自尊大，在很多方面我们离“发达”相差甚远！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生产的畅销货，主要是低端产品。我们的财富，也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积累的。而这样的财富，攒得艰难，消失得却很快。
经济危机正在给我们猛敲警钟，该清醒清醒啦！只有深入改革，根除我们体制方面的系统性顽疾，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建筑中国新的、持久的繁荣。
注：型式试验是为了验证产品能否满足技术规范的全部要求所进行的试验，包括模拟使用环境进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样品从制造厂的最终产品中随机抽取，试验则在被认可的独立检验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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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8 07: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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